差传的起点

1705年，丹麦王腓勒德力四世（Frederik IV）决意向印度差派宣教士。呼召发出，本国竟无人应征；人选最后经富朗开（August Hermann Francke, 1663–1727）的圈子选出——齐根巴尔格（Ziegenbalg）与普吕肖（Plütschau），人选与神学，都出自哈勒。1705年11月29日启航，1706年7月9日，他们踏上印度的特兰奎巴。

这是新教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、专门差派的海外差会：在此之前，只有随军牧师与零星的先行者；成建制的拣选、差派与延续，从这一次开始。

上岸五年之后，1711年，齐根巴尔格译毕泰米尔文新约。1712/13年，差会建起印度第一台新教印刷机，泰米尔文成为印度第一种被活字印刷的语言；1714年先印出福音书，1715年，全部新约出版——印度语言中第一本完整印行的新约圣经。1733年，印度首位本土路德宗牧师亚伦（Aaron）受立：福音开始说当地人的语言，也开始由当地人来传。

这一切没有留在远方。1710年起，富朗开在哈勒的孤儿院里编印《哈勒报告》——历史上第一份新教宣教期刊。差会的消息从此按期付印，欧洲的读者第一次能定期读到海外宣教的实情。

人也一批接一批地接上。18世纪，哈勒大学至少60名学生走向海外宣教；其中最著名的史瓦茨（Christian Friedrich Schwartz）1750年抵达印度，在那里宣教48年直到离世（1750–1798），是18世纪印度最负盛名的宣教士。

1793年，克理威廉（William Carey）抵达印度，现代宣教运动通常从他数起；而他在《探究》中援引的先例，正是丹麦-哈勒差会。他与同伴在塞兰坡立足，靠的是一位丹麦总督的庇护，那位总督又深受史瓦茨的影响。哈勒是第一波，克理是踏在它肩上的第二波。

又过了约一百年，1896年，瓦内克（Gustav Warneck, 1834–1910）就任哈勒大学宣教学教授——世界第一个新教宣教学教席，他因此被称为「新教宣教学之父」。宣教从哈勒出发，一百九十年后，又在哈勒成为一门学问。

差传的起点，与今天这座城里的一个中文团契何干？哈勒没有直接差过宣教士到中国；但有一条线，真实地通到我们。在哈勒重生的神学生慕勒（George Müller, 1805–1898），读富朗开的传记大受激励，在布里斯托凭祷告办起孤儿院；戴德生（Hudson Taylor）创立中国内地会（1865），又以慕勒为信心原则的榜样——福音深入中国内地。

那道从哈勒发出的光，绕过大半个地球，也照进了我们的来历。如今，我们就住在这座起点之城，用中文敬拜那位差遣人的神；门仍是敞开的——「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」（启示录三章7至8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