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学的摆幅

1694年7月11日，选侯腓特烈三世创立哈勒大学。施本尔（Philipp Spener, 1635–1705）在柏林宫廷幕后促成，敬虔派自始入主神学系：布赖特豪普特（Breithaupt）1691年10月出任首任神学教授，富朗开（August Hermann Francke, 1663–1727）经施本尔举荐受聘，与安东（Paul Anton）一道，并称哈勒敬虔主义的三支柱。

18世纪的哈勒大学，与哥廷根并列德国最有影响的大学；神学系是当时德国最大的神学院系，约六千名教会同工在此受训，至少60名学生从这里出发，远赴海外宣教。

敬虔的热忱也有它的锋刃。1723年，以朗格（Joachim Lange）为首的敬虔派神学家向普鲁士国王施压，勒令哲学家沃尔夫（Christian Wolff）48小时内离境——导火索，是他1721年的一场演讲盛赞孔子与中国人的理性道德。1740年，腓特烈大帝即位，头一批举措就包括把沃尔夫召回哈勒。钟摆，已经悄悄动了。

钟摆真正荡开，是在学问内部。鲍姆加登把沃尔夫的哲学引入神学；随后的塞姆勒（Semler, 1725–1791）被称为「德国理性主义之父」，是历史批判圣经学的开创者之一——这门学风，竟是从敬虔主义的重镇里兴起的。教会史的通行评估是：敬虔主义因为低估教义，反为后来的自由神学铺了路。这层吊诡，正落在敬虔主义自己头上。

1804–1807年，施莱尔马赫在哈勒执教三年——后世称他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；因战争停校，他转往柏林。

把神学系带回福音信仰的，是托鲁克（Tholuck）。1826年他到哈勒，执教逾五十年，直到1877年。他是大觉醒运动的旗手，人称「学生之父」；1827年，普林斯顿的贺智（Charles Hodge）游学哈勒，与他结为挚友。哈勒的神学，再一次回到了福音跟前。

19与20世纪，哈勒的讲坛上是一串至今响亮的名字：格泽尼乌斯（Gesenius）1810–1842年在此执教，他的希伯来文词典至今仍是标准；凯勒（Kähler）在哈勒四十五年，1892年写下《所谓的历史耶稣》，影响了后来的蒂利希；贡克尔（Gunkel）是形式批判的开创者，1920–1927年在此任教，1932年卒于哈勒；洛夫斯（Loofs）1888–1926年讲授教会史。再往后，是阿兰德（Kurt Aland）：1947–1958年在哈勒，任Nestle-Aland希腊文新约的主编；因抵制东德政权，1958年被解职，随后逃往西柏林。摆幅仍在，见证也仍在。

1817年4月12日，哈勒大学与维滕贝格大学合并；1933年起，定名马丁·路德大学哈勒-维滕贝格——马丁·路德的名字，从此写在哈勒的校名里。今天，大学的神学系仍然活跃，富朗开基金会里设有敬虔主义研究中心。回看这三百年，从敬虔到理性，再回到福音，一座大学的摆幅见证的恰是：真理不靠学问自存，讲坛的风向也定不了神的作为。还有一个圆环：1723年，哈勒因一场称赞中国人的演讲逐走了一位哲学家；三百年后，一群中国基督徒在同一座城里，用中文敬拜。门，始终开着。